浅论俄界会议的历史意义

   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在甘肃俄界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为正确处理党内矛盾,进行党内斗争树立了榜样;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保证了中央北上方针的最终实现;大大加强了党对红军的直接领导,从组织上保证了长征的胜利完成。 
  关键词 中共中央 俄界会议 历史意义 红军 毛泽东 
  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在甘肃俄界(今迭部县达拉乡的高吉村,当年红军根据从四川境内所带翻译的藏语发音把高吉记成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俄界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成员有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刘少奇、凯丰、邓发。列席会议的有叶剑英、蔡树藩、林伯渠、李维汉、杨尚昆、李德(共产国际顾问),红一军团的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红三军团的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张纯青等人。周恩来因病未能到会。张闻天主持会议,毛泽东作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红军战略方针的报告,彭德怀作军队组织问题的报告。俄界会议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一、俄界会议为正确处理党内矛盾,进行党内斗争树立了榜样 
  俄界会议是此前两河口会议、毛儿盖会议和巴西会议的继续和深入,是在党中央与张国焘的分歧已经无法弥合,在对张国焘的批评、教育、挽救无效的情况下召开的,系统揭露和批判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力图纠正其严重错误倾向并与其坚决斗争的会议。会议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四方面军领导者张国焘与中央绝大多数同志争论的实质是在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原则分歧。张国焘由于对全国人民反日民族革命运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及突围后二万余里长征中的胜利估计不足,夸大了敌人的力量,轻视了红军尤其是红一方面军的战斗力,以致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向中国西南部的边疆地区退却的方针。张国焘这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从他自动放弃通南巴苏区时开始形成,后来张国焘又公开违抗中央指令,将红四方面军带到不利于红军发展的川康边境,则是其机会主义的最后完成(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料到张国焘会在1935年1月5日另立中央,这无疑是其右倾“机会主义的最后完成”)。《决定》揭发批判了张国焘大搞军阀主义和反对党的领导的错误张国焘在红军中实行军阀军队中的打骂制度,以打骂的形式凌驾于党的地方政权和群众组织之上,致使红军与群众关系恶化,使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受到莫大的阻碍。张国焘不相信党的领导是使红军不可战胜的主条件,因此不注意加强红军中党的政治工作,不确立红军的政治委员制度以保障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相反,他以非共产党的无原则的办法去团结干部。《决定》还揭露了张国焘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漠视党的纪律,在群众面前公开破坏中央威信的严重错误,并深刻分析了其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历史根源。与会同志对张国焘拥兵自重、制造分裂、争夺权力等军阀主义作风极为愤慨,有人求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泽东表示反对。正如他在报告中分析的目前与四方面军的关系是党内斗争,但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张国焘将来或者是拥护中央或者是反对中央,最后组织结论是必的,但不必马上就做组织结论。我们现在还有两个军和很多干部在他那里,尽可能做争取工作。我们以党中央的名义打电报他们来,我估计他还有来的可能,自然也有不来的可能。毛泽东说“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帅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因此,《决定》最后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和红军的统一。《决定》当时没有公布,1935年12月才发到中央委员一级,在红一方面军高级干部中口头传达(1936年1月22日,党中央在党内公布了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的错误和《决定》,进一步教育了全党,尤其是争取了四方面军的干部)。彭德怀后来回忆说“如果当时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以后争取四方面军过草地就会困难得多。就不会有后来二、四方面军在甘孜的会合,更不会有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合了。” 
  二、俄界会议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保证了中央北上方针的最终实现 
  1935年6月18日,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主力到达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党中央根据川西北的敌情、经济、交通及民情等形势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领导和推进全国抗日民主运动。但张国焘却主张红军向西退却到人烟稀少、少数民族聚居的新疆、青海、西康等地,以为这样可以避开国民党军队的强大军事压力。为了解决这个重大的战略方针问题,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会议作出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由于张国焘阳奉阴违,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因敌情变化不能实现。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强调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当前红一、红四方面军面临的历史任务。8月15日,中央致电张国焘不论从敌情、地形、气候、粮食任何方面考虑,红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经班佑北上,万不可再延误。张国焘拒不执行。8月2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报告中论证了北上方针的正确,求左路军(由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率领)迅速向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随行)靠拢,以便共同北上。8月21日,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历时数日到达四川省的班佑、巴西、阿西地区,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张国焘行动迟缓,甚至于9月8日致电左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驻马尔康地区的部队,他们命令正在北上的军委纵队移到马尔康待命,如不听则将其扣留。同日,中央致电张国焘,再次强调指出如左路军南下,其前途将极端不利;北上则有许多较好条件,有利于开展抗日的新局面;中央希望左路军立即北上。张国焘无视中央的劝告,于9月9日致电中革军委,坚持“乘势南下”的主张。同时,他又背着中央密电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决定率右路军中的红一、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先行北上,于9月11日晚到达俄界。毛泽东在俄界会议的讲话中说中央坚持过去确定的北上方针。由于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严重削弱了北上红军的实力,现在只有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在目前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应改变川陕甘计划。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首先在苏联边境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这个方针在地形上、敌情上,加上正确领导,加上克服困难的精神,无疑是可能的。中央不能打到箭庐去,中央到能够指挥全国革命的地区去……俄界会议后党中央率红军迅速北进,9月17日攻克腊子口,9月2日占领哈达铺。根据国民党报纸登载的陕北红军、陕北革命根据地和徐海东红二十五军与刘志丹红二十六军会师的消息,党中央在哈达铺召开团以上干部军事会议,进一步明确了俄界会议上出的战略方针,即正式决定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将其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和抗日的前沿阵地。 
  三、俄界会议大大加强了党对红军的直接领导,从组织上保证了长征的胜利完成 
  彭德怀在报告中指出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和战略任务,军队的编制应该有所改变取消师的建制,保留团,团不设营。每团4个步兵连,1个重机枪连。每连(步兵)3个步兵排,1个轻机枪排。上层领导机关缩小,保卫局缩小到最低限度,与政治部合在一起,政治部不超过6人。司令部缩小到13人,建立团一级的健全机关。中央机关能够合并的应合并起来。会议对毛泽东和彭德怀的报告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与会同志(包括李德)一致同意这两个报告,拥护中央果断率红一、三军团北上和统一改编军队。会议除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外,还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后在哈达铺正式实施)将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林彪为副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政治部副主任;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五人团,作为全军的最高领导核心;由李德为主任,叶剑英、邓发、蔡树藩、李维汉为委员成立编制委员会,负责部队的编制工作。毛泽东在当时指出“特别是有中央直接领导我们,这是我们胜利的保证。”○